很久以前，和网友们聊天，说起寻访百年前留学先辈的痕迹，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还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如果写出来就是一本书，可是说过就算了大家各忙各的去。去仙台看看鲁迅当年留学的地方，这是骏骏的念想，今天终于成行。
行前做功课，先把基本史实罗列如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本名周树人，祖籍浙江绍兴。1902年2月，21岁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相当于现在的语言学校吧？）。
1904年4月，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获得“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文凭（读了两年语言学校考个日语一级？）。
1904年9月，选择远离东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成了该校第一个留学生，学制四年，免除学费（是不是没考上一流的国立大学呢？）。
1906年3月，大二退学，决定弃医从文(藤野先生特别照顾的解剖学不及格，影响升学？)。
1906年，被母亲“母病速归”的电报召回，听从母亲安排与朱安结婚。新婚后第四天又和二弟周作人等东渡日本。此后几年在东京居所和职业不明（鲁迅喜欢记日记，为何这段经历是空白？他也喜欢作文在朋友圈炫耀，莫非也就是在码头扛包或者餐厅洗碗做些不上台面的事而不好意思说了？）。
1908年，成为流亡东京的章太炎的学生（当今的小愤青或者小粉红？）。
1909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当年的一只大海龟哈哈这个没问题)。
（以上括号是骏骏的疑问或者假设，把这些细节写清楚就是一篇硕士论文了）
藤野严九郎（1874年7月1日－1945年8月11日），日本福井县人。1902年，入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担任讲师，讲授解剖组织学课程。
1904年7月，升为教授。
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校方在学历上要求凡没有留洋经历的教授一律不续聘。辗转多地后回家乡做开业医生。
1926年，鲁迅发表《藤野先生》，首发《莽原》半月刊，后收入《朝花夕拾》。
1934年，岩波书店计划在“岩波文库”收入鲁迅作品，问应收入哪些作品，鲁迅回信说：都可以，只要你们觉得好就收；不过只是希望能收入《藤野先生》。
1935年6月26日，鲁迅在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说：“藤野先生是大约三十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七十左右了。”1935年6月，“岩波文库”的《鲁迅选集》出版。这时，藤野的儿子恒弥已进入第四高等学校。老师读《鲁迅选集》时，发现藤野严九郎的故事，便通知了恒弥。1936年底，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新闻记者坪田利雄等三人拜访了藤野，对藤野的访谈以《謹んで周樹人様を憶う》（谨忆周树人君）为题发表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杂志上。
仙台和鲁迅有关的凭吊地
2019年8月8日，骏骏花了大半天时间，一一寻找鲁迅先生当年的足迹。
2001年，绍兴市人民政府为纪念其诞辰120周年向仙台市赠送了鲁迅雕像。
博物馆还有一块纪念碑，立于1960年，郭沫若题“鲁迅之碑”，碑文由东北大学文学部教授内田道夫所撰
东北大学正门过了马路右侧不远处，有一栋临街的两层木板建筑，这里就是鲁迅刚到仙台市寄居的片平丁旧址。这是网上搜到的照片
骏骏到了现地一看房子已经没有了，只有一口井和一块碑，碑体有郭沫若题字“鲁迅故居迹”
再看看，边上有一块牌子说明，此地准备修建一个鲁迅纪念广场，预定2021年3月完工。网络流传照片所示的这栋楼是1920年代重建的，已经不是鲁迅当年住的那楼了，仙台市政府在2017年把这块土地买了下来。与鲁迅留学时代有关的东西大概就是几棵古树和一口水井。
展品包括当年鲁迅入学时的照会公函，鲁迅亲笔书写的入学申请与履历书，班级考勤表与成绩单，以及一些鲁迅当年与同窗的合影等。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批改过的解剖学笔记的复印件以及藤野先生的肖像照片也陈列于此。
结果，人家看骏骏大老远赶来的，让我们进去参观了，人品好没办法
成绩单
在东北大学片平校区中还保留着当年仙台医专播放幻灯片的6号教室。它是一间涂着白漆，盖着灰瓦的木板建筑，也是仙台医专唯一保存下来的设施，被称为“鲁迅阶梯教室”。在鲁迅留学的时代，这里是学习德语、物理、化学、细菌学等课程的教室。教室内有三列座位，据说鲁迅当年常坐在教室中列前数第三排靠右的位置。
参观阶梯教室需要网上预约的，每周四下午开放，由工作人员陪同
骏骏坐在鲁迅先生当年的座位上
骏骏顺便问了接待的工作人员一个小问题：
仙台距离东京约360公里，当年鲁迅用什么交通工具过来的呢？
她愣了一下，呵呵，接待过这么多访问者，第一次遇到这个有趣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啊，回头容我去问问教授。
答案是马车吧。鲁迅还记得日暮里和水户两个驿站的名字。骏骏只是想确认一下而已。
对流传网文的几点更正
网络上关于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文章很多，大多是抄来抄去的，有些信息以讹传讹。要避免差错，应尽量多看原始资料，以维基百科等权威说法为准。当然，原文也不一定绝对可靠，譬如鲁迅在《藤野先生》说“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结果那箱资料找到了。
藤野《谨忆周树人君》并非藤野自己写的，而是新闻记者以藤野口气写的访谈。很多流传的网文写得活龙活现的什么藤野先生举起鲁迅照片深思片刻一挥而就纪念文，好像他亲眼看到的一样。
当然，任何回忆都有不靠谱的可能。譬如关于那张藤野先生的照片，鲁迅的回忆是：“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藤野的回忆是没有送给过鲁迅照片：“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既然有藤野先生亲笔“惜别”两字，肯定是藤野记错了。
鲁迅去仙台的时候，23岁。藤野先生，30岁。鲁迅去世的时候，55岁，藤野先生，62岁。两人一别三十二年，相思不再相见。
今天，离开鲁迅先生去仙台求学已经115年了。时间仿佛很遥远又似乎近在眼前，鲁迅先生曾经痛斥的一切，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线之中。鲁迅先生活在我们的心里，阿Q却是顽强地活在我们的身边。
2018年日本出版的小学生课外读物
附：鲁迅《藤野先生》全文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臺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大概是物以稀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裏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著眼鏡，挾著一叠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麽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托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臺。他的臉色仿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我離開仙臺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题外话：东北大学校史馆发现阿拉老校长苏步青先生
苏步青（1902-2003，留学时间：1924-1931）
中国著名的数学家。1924年进入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学习。毕业后，曾任东北帝国大学校内的“第三临时教员养成所”的讲师。1931年，以微分几何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97年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勋二等瑞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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